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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产业化专家刘石:中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的六大核心问题解析丨IFA 2020

2020年12月25日文章来源:原创文章

今年以来,受新冠疫情和全球贸易环境变化等影响,粮食安全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。很多人担心,我们的“饭碗”还能不能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全面系统地审视粮食安全议题尤为重要,不仅可以缓解当下的焦虑,也能为未来农业发展提供了路径指引。

近日,农业产业化专家、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分会副会长刘石在2020国际未来农业食品百强·白马峰会(IFA 2020)上作了“中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的六大核心问题解析”的主题分享,提供了深刻的见解。本文据分享速记整理。

嘉宾简介

刘石,农业产业化专家、全国工商联农业产业商会副会长。曾经担任孟山都远东公司商务总监、杜邦先锋中国区总裁、隆平高科CEO、碧桂园农业公司副总裁等职务,先后创造了抗虫棉推广、种业价值营销、玉米单粒播种技术推广、全球首例农业大数据项目GRM成功实施等经典案例。

嘉宾精彩观点

影响中国“粮食安全”的六大核心问题

1、对于农业产业发展目标的基本认知

2、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”的影响

3、现存“土地制度”问题的制约

4、“产业公平系数”的影响

5、“粮食安全”与安全成本和错位

6、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影响

粮食安全所涵盖的问题非常多。就其基本的逻辑框架来看,粮食安全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供需关系的问题,它包括粮食生产、供应的数量和需求数量的平衡。在这两个要素之间,是仓储物流的问题。这里,除了传统的商业仓储物流考虑的要素之外,还要考虑“安全系数”的问题,即战略库存。战略库存不仅仅有商业一般规律的内涵,还有安全战略的考虑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,其国情和政治体制比较特殊,在地缘政治上,可能跟周边的一些国家,包括其背后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,可能会处于紧张状态。这样,战略库存就要有更加充裕的空间。

我们从生产和供应端来看,第一,是生产能力本身的问题。生产能力主要由四个要素决定,即: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;农业科技水平;生产者的技能;以及组织运行方式。第二,是生产意愿。生产意愿主要由生产实体的经济效益所决定的。经济效益决定生产者短期的生产活动的投入和长期的产业投资。

从需求端来看,需求端从粮贸商,一条线进入到食品加工企业,另一条线进入到饲料企业,以及下游的养殖企业。总之,要数量充裕、价格可承受、安全无污染、稳定供应、多样性高品质等等,一级一级向下递进。

在生产端,要满足全社会对于生产效率提高的要求;在需求端,要满足社会对于整个系统分配公平性的要求。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的要素再往下研究会发现,在更深层次上,影响整个粮食安全体系的要素非常多。从长期来看,这些要素主要是:二元经济结构、现行的土地制度和产业公平系数;从中期来看:主要是产业政策;从短期来看:主要是价格调控。这些分别都从不同层面深刻影响到粮食安全更重要的因素。

那么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战略是什么呢?用一句话来概括,就是制度的公平性。制度的公平影响到生产效率,生产效率影响到生产的数量,生产的数量影响到最后供应的数量,最后影响到需求的满足和分配的公平。所以说,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核心是这张图上中间的这些要素。

这个逻辑框架图也只是包含了常态下粮食安全的基本问题,此外还有非常态的粮食安全。问题又比这个多了很多。所以粮食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、庞大的系统,每一项都可以深入细化地研究下去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,我只浅谈一下影响到中国粮食安全的六个最核心的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,基本认知:农业产业的发展目标

农业产业发展的目标是什么?这一个基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。在1970年前后,世界上发达的农业国家已经解决养活人口这个问题,中国在2000年也基本解决此问题,一些局部地区如非洲、亚洲的一些不发达地区仍面临着这些问题,但已不是全球普通性的矛盾。

在整个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,农业的最大挑战就是粮食生产的供不应求。在这个时期内,农业的目标是要养活人口,产量一定要最大化。有了足够的粮食就可以有足够的人口,有大量的人口就有税收和军队,就能开疆拓土,就能建立强大的国家。当人类在有能力吃得饱以后,事情就发生了质的变化。这个转折发生在1970-2000年。人类首次有能力通过科技手段的帮助,保障人类基本的粮食需求。

这种为保障全社会粮食基本供给的大宗农产品生产和供应,我称之为“大农业”。进入新世纪后,“大农业”主要的目标不再是养活人口,而是要“保障供给”。就是要削峰填谷,确保全社会粮食基本需求的稳定供应。在此基础上,生产数量的多寡已经不再是第一目标,而是要产业效率最大化和稳定的生产和供应。

另一方面,进入新世纪后,随着“大农业”的发展,也出现了一个全新的产业——“小农业”,它解决的问题是消费升级。其目标不是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,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。高端的瓜果、蔬菜和特色农产品,从本质上来讲都是“小农业”。它追求的是产品价值的提升,而不是产量的最大化。这方面典型的代表有日韩台、以色列、西欧、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。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,农业的发展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和分化。

“大农业”:保障粮食安全,通过效率的最大化来实现,

“小农业”:引导消费升级,通过价值的最大化来完成。

顺便说一句,消费升级不是政府的职责,而应该是由市场来主导。

为什么大农业的逻辑从过去的产量最大化变为系统效率的最大化?我们看下面这张图。我们在吃不饱的时候追求的是产量最高点,但在吃得饱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就不是产量最高点,而是效益的最大化。生产之前需要有固定费用的投入,比如房屋最近,农机具设备的采购等。在生产过程中,随着农业生产资料,劳动力等变动费用投入的增加,农业生产的产量也会不断增加。但超过一定水平,其边际效益会逐步递减,直至亏损。因此,农业产业的发展目标不再是产量的最大化,即,在吃得饱饭之后,农业产业的发展目标不再是高产,而是不断提升生产全过程的系统效率,而不是某一环节或某一要素的最大化。系统效率才是核心竞争力。系统效率是指用较少的投入和资源的占用,以低成本和高效率生产所需要的产品,并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综上,第一个问题是认知改变的问题,农业产业发展的目标不再是追求产量的最大化,不是增产,而是系统效率最大化。

第二个问题,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”

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地位以及给我们带来的遗留问题。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”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特色。

我们第一看农业。它是通过工业和农业商品价格的“剪刀差”, 帮助新中国筹集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启动资金,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。但是在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型之后,这种结构的继续存在就是极度的扭曲。我们可以看到,现在的农业之工业,就是“消化失业人口”,是社会稳定的“蓄水池”。在城市的经济下滑和加工制造业不景气的时候,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就只好返乡。美其名曰“返乡创业”。这根本不是创业,而是失业。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,家里还有几亩地,生活成本比较低,基本不用花钱就能养活自己。

我们第二看农村。农村在历史上是为城市提供优质资源和原料的基地。但进入新世纪之后,农村很大程度上成为消化工业过剩库存商品和劣质商品的市场,美其名曰“XX产品下乡”。价格便宜一些、国家补贴多一些,本质上就是“去库存”。在这个过程中假冒伪劣产品被大量销往农村。现在的“新农村建设”是拉动GDP的有力武器。但是没有农业的发展,修几条道路、盖几处房子,对于振兴农业能有多大的效果呢?

我们第三看农民。农民在历史上是提供廉价优质劳动力的来源。可以说,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成就,整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,都是由“农民工”完成的。现在他们老了,回到农村,他们没有退休金、没有社保,政府不用支付各种各样的费用,减轻了政府大量的财政负担。

综上所述,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问题,这是一种极为不公平的结构。到现在为止,这一问题仍然十分突出。它对中国社会整体在运行效率和公平性方面的发展影响非常大。只有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,才能让农业有可能进入到公平的发展轨道。

第三个问题,现存的“土地制度”问题

现存的土地制度问题,从“三农”讲起。“三农”我们指农业、农村和农民的三个涉农问题。在这三个问题中,农业是核心问题,它讲的是产业问题;农民是次级问题,它关联的是从业人员的问题;农村是再次级的问题,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的场所问题。这三个问题并不在一个层级上,不能并列。

农业发展以后,农民就有收入,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就能提高,农民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;农业和农民的问题解决以后,农村的建设自然就有了资金来源和内在动力,问题也会随之解决。“新农村建设”虽然是好事,国家有政策、给补贴,但都是硬件,而且仅从局部着眼,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“三农”问题的真正核心问题是产业问题,是农业问题。农业问题解决了,农民问题、农村问题都会迎刃而解。

任何一个产业(包括农业)的发展要经过四个阶段:

第一个阶段叫规模化,达成初步的规模效益和资源利用率;

规模化以后要进行标准化建设,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;

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过程在做到标准化以后,就可以进行第三步–现代化的建设,它是指现代化技术、设备和管理的应用;

最后实现的是第四步,产业化的建设。产业化意味着与市场的对接,产业链的贯通,产业金融与数据的融入。

现行土地制度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。现行的政策是土地属于国家,私人进行承包。但如果你不是“业主”,就如租房一样,即便是长期租客,不会进行投资,也不会对房屋进行维护。所以,依据现行的政策,耕地质量的下降,是无可逆转的趋势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进行如下的逻辑推导:

1)中国“三农”问题的核心是农业问题,不是农民和农村问题;

2)农业问题的核心是“大农业”问题,不是“小农业”问题;

3)“大农业”的核心问题是产业效率问题,不是产量问题;

4)提高产业效率的基本起点是规模化的问题,有了规模化才能进行标准化、现代化和产业化的建设;

5)而妨碍规模化的最主要障碍是现行的土地制度问题。

所以,只有开启土地制度的深度改革,才能从根本上启动农业产业化或现代化进程。

第四个问题,“产业公平系数”

由于历史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,中国人口结构调整的速度大大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。也因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,农村和农业人口没有办法向其他行业转化,所以调整就慢了很多,造成了很多扭曲和社会矛盾。

产业公平系数是什么?是一个国家或地区,产业GDP比重与人口比重之间的比例,它反映了产业及从业者收入机会和人均占有社会资源的公平性。

中国现在的农业人口大概占总人口28%,反之非农人口就是72%,GDP比重农业人口占7%,GDP非农人口占93%。如此算来,农业的产业公平系数为0.25(28%除以7%),非农业人口为1.30(93%除以72%)。两者之间的差异是:非农人口人均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是农业人口的5.16倍。

我们再比较一下世界其它国家的情况。世界各国农业的“产业公平系数”大多在0.5-0.8之间,而四个世界农业大国和强国,如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和巴西则均高于 1,即其农业的人均GDP产值高于全国的平均数,最高的是法国,高于2。中国是多少?是0.25,“产业公平系数”最低,即“相对贫困”或者“不公平”的程度最高。

“产业公平系数”提供了在“基尼系数”之外,衡量社会发展公平性的,简单和直观的另一个视角。

从“产业公平系数”看,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,非常重要的就是减少农业人口。中国农业人口占28%,而世界上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在1%-2%。中国的发展方向也不会例外,在土地集约化的基础上,用掌握现代科技手段和经营理念的“新农人”取代“老农民”。农业早已不是人口或劳动力密集型的时代了。

第五个问题,“粮食安全”的成本和错位

任何安全都是有成本的。小区的安全有“保安”来提供,需要由全体业主支付工资和费用;国家的安全由“国防军”来保障,由军费来支撑,其来源是税收。但基本原则是:谁受益,谁买单。

中国的“粮食安全”,受益者主要是城市中的非农人口。买单者是谁呢?主体是农民。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劳动,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不公平待遇,得到的是微不足道的回报。受益者和买单者不同,是中国“粮食安全”体系明显的错位。农民被赋予了提供“粮食安全”的社会职责,但没有被授予相应的权利和收益。农民在为全社会“义务劳动”。

除此之外,我们还应该看到,“粮食安全”讲的是,在保障正常的粮食供给之外,还要有大概17%左右的库存量。这就意味着实际上是做超量供应。只有实现了超量供应,粮食安全才是有保障的。但“供大于求”自然就意味着低迷,而受损的一定是农民。“谷贱伤农”就是这个道理,这就是残酷的市场规律。

所以,明确“粮食安全”的成本概念,理顺由受益者来买单的逻辑,对于确保中国长期稳定的“粮食安全”十分重要。

第六个问题,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影响

在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影响方面,我们就生产能力、自然环境、国际贸易和军事态势等四个维度,以及分常态、隐患、警报和危机等四个层级来考察。

1)在生产能力上,中国在常态、隐患和警报三个方面都有体现,即机制不畅,科技和运行系统落后,并受到产业制度和结构的制约,但不存在危机问题;

2)在自然环境方面,我们多有局部灾害,大面积灾害偶尔发生,大范围严重灾害基本上可以避免,需警惕长期的气候异常;

3)在国际贸易方面,在顺畅、摩擦、限制和禁运四个级别中,现在进入了摩擦级,还没有到限制级。“禁运”才是真正的危机状态,因为中国很多农产品的进口量很大;

4)在军事态势方面,现在处于对峙状态,已经远远超出过去的均势,千万不能进入到局部冲突或者全面战争,这个对中国来讲是灾难性的。

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和意义在于,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,就能保证物种和其它自然资源不断地进行交流和交换。其一,土地资源。南美、澳洲、东欧等国家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,但中国土地资源实在有限,我们能够利用他们的土地资源,价值巨大;其二,技术资源。多样的技术能源源不断引进,对于农业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十分重要;其三,海洋资源,这不仅仅是生物资源的问题,还有贸易通道的问题;其四,时间资源,整个中国包括世界主要的人口都集中在北半球,如果大面积受灾的话,凭着自身去再生产,得到的产品也是一年以后的事情。如果由南半球的生产和供应来平衡的话,就有了抵御风险的利器,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
最后总结一下:目前影响到中国粮食安全主要有六个核心问题。

第一,基本的认知,农业产业的发展目标从产量转为系统效率,系统效率更符合产业可持续发展规律;

第二,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,给农业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空间;

第三,深化现行土地制度改革,只有开启土地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启动农业产业化进程;

第四,平衡产业公平系数,减少农业人口,增加人均收益,重新配置产业资源,特别是以“新农人”替代“老农民”;

第五,纠正粮食安全的成本和支付的错位,并建立由受益者支付的机制;

第六,在国际政治博弈和地缘政治格局中处于平稳位置,避免冲突,和平发展。

文章来源:湖北省粮食行业协会